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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形成的歷史考察
發布日期:2019-11-16 來源:九三學社三門峽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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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制度孕育于民主革命時期,形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并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發展和深入,呈現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在這一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形成過程中,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及社會主要矛盾,是其形成的政治基礎;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歷程中形成的協商機制,是其形成的政治條件;各民主黨派等進步力量積極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是其形成的實踐邏輯起點。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度;歷史的選擇;政治基礎;民主黨派合作;五一口號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形成,是中國歷史與國情的必然選擇,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必然產物。近代以來,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外國資本的入侵,中國逐步由一個獨立的封建社會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樣的一種多樣性與獨特性并存的社會形態,共同構成了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社會基礎。隨著這種社會形態的存在與發展,為了挽救國家危亡,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政權,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在此過程中,由于各階級自身的局限性和政黨指導思想的落后性,他們做出的多種嘗試均未取得成功。只有中國共產黨以先進的理論為指導思想,將馬克思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審時度勢,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領導中國人民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多黨合作制度,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世界政黨制度的發展開辟了嶄新的道路。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形成的政治基礎: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及社會主要矛盾

1840年以來,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與中國傳統的封建制度發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由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經濟方面,隨著大量外國資本的入侵,中國延續了兩千年的自然經濟體制開始逐步解體,但舊有的封建經濟以其固有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傳統依然長期存在;在政治方面,隨著領土權、關稅自主權、司法權等的逐步喪失,中國的主權地位岌岌可危,帝國主義開始與封建主義相勾結,中國由此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種特殊的社會形態。伴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轉變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共存的形態。因此,推翻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革命的總任務。

為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中國社會各階級和政黨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改革和斗爭,由此開啟了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行程。從“洋務運動”主張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百日維新”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再到民族資產階級先進分子發動的“辛亥革命”,不同版本的西方政黨制度包括兩黨制、多黨制及一黨制等都有所嘗試,但最終均以失敗而告終,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也沒有改變。在艱苦卓絕的實踐探索和斗爭中,中國人民終于認識到:中國要完成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必須拋開西方政黨制度的桎梏,結合我國的國情,尋找新的政治力量并以嶄新的理論思想開創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終于在對現實的考察和理性的思考后,認定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提出了嶄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團結全國各個革命階級,為實現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富裕而奮斗終生。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發展昭示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和政黨理念,代表了歷史的先進方向。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不斷走向勝利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確立了自身的核心領導地位,并領導和團結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進行革命斗爭,從而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形成的政治條件: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歷程中形成的協商機制

中國近現代以來形成的多黨合作制度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是在中國各革命階級和階層聯合起來反對共同內外敵人的斗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1937年,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了因抗日救亡而聯合起來的各個政黨,由此形成了抗戰后期的一種政治合作和協商機制,為今后多黨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條件。

這種合作與協商的政治機制,并沒有在國民黨領導的政治體制中成為政黨制度,究其原因在于中國國民黨始終堅持一黨專政的政治主張,即使到抗戰后期,其在政治上也仍然堅持“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一黨專政。[1]而中國共產黨在抗戰過程中,不僅在根據地的政權建設上實施“三三制”,在政治實踐中邁出了走向多黨合作的關鍵一步,還在理論上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上成立包括更大范圍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由此開啟了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政治道路。

1928年6月到1937年7月,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開始了早期的爭鳴與合作,在團結抗日、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中逐步走向聯合;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密切合作,為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努力;1945年8月到1947年11月,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聯合爭取民主和平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積極支持和幫助民主黨派發展組織,這一時期成立的九三學社、民建、民進等民主黨派組織,均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指導;1947年11月到1949年9月,各民主黨派開始公開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并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誕生。

縱觀中國共產黨數十年來與民主黨派的合作歷程,我們不難得出結論,這種合作是順應歷史和時代的要求不斷發展、不斷前進的光輝歷程,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條件。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形成的實踐邏輯起點:各民主黨派等進步力量積極響應“五一口號”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2]。這一制度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時確立的,在70年的風雨歷程和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中,不斷發揮凝心聚力的政治功能。究其根源,它的實踐邏輯起點應該是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發布,這在近現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

為了盡快結束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和反動壓迫,歷史的發展要求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明確政治主張,為中國人民指出新的斗爭目標,從而迎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共中央1948年5月1日授權《晉察冀日報》于頭版刊發“五一口號”,共23條內容,其中第4和第5條提出: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3]

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發布,表達了全國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的共同心聲,反映了各民主黨派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的一致要求,因此立即得到民革、民盟、民建、民進、致公黨、農工黨、九三學社等多個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民主黨派及其負責人相繼發表宣言、聲明、談話或者文章等,充分表明各自的政治主張,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號召。1948年6月14日,民盟發表《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認為政治協商和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是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乃至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6月25日,民革發表《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指出“今日之中國只有革命或反革命兩條道路,即愛國與賣國之分,民主與反民主之分,其間絕無中立徘徊之余地”;民進充分肯定“五一口號”的號召符合中國各民主黨派及全體人民一致的要求;致公黨、農工黨等也相繼獨立發表宣言響應“五一口號”[4];由于1946年九三學社中央遷至北平,且大部分骨干成員分散在各大城市,以團體名義公開發表意見缺乏必備的條件,因此到1949年1月26日才發表《九三學社擁護新政協宣言》,指出“去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建議召開無反動派參加之新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國是。本年一月十四日,中共毛澤東先生復宣布和平八項主張,同人等認為惟有循此途徑,始可導中國于民主,自由,富強,康樂之境,愿共同努力,以求實現,謹此宣言”[5]。

歷史的發展和革命的實踐證明,正是由于中國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宣告了新的革命目標和鮮明的政治立場,推動了新中國的建立進程并逐漸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與此同時,“五一口號”給中國政黨格局帶來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堅定而鮮明的行動綱領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一致響應,結束了長期以來各民主黨派游離于國共兩黨之間的政治態度,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信息:卞建寧,九三學社三門峽農林水支社秘書長,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講師)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2]習近平.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N].人民日報,2018-03-05(1).

[3]光明網.“五一口號”背景資料[EB/OL].http://topics.gmw.cn/node_117735.htm.

[4]于剛.中國各民主黨派[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5]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九三學社[M].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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